今年（2022 年）「九合一」選舉期間，同步進行了臺灣史上首次修憲案「公民複決」，擬將投票年齡門檻從 20 歲調降至 18 歲。雖然本次公投案並未通過，但從選舉期間的種種討論，能夠觀察到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野望，亦可窺見青年選舉的未竟之路。回顧臺灣歷史選舉走過的漫漫長路，從一開始的諸多限制，到如今越來越多元開放，投票年齡的調整，無疑是選舉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但如今這般自由民主的局面，是許多先賢一步步爭取而來的。
自日本時代開始，臺灣人投了快一百年的票，這一張張選票，是公民意志的展現。透過選舉與民主政治，臺灣人不斷摸索、學習，如何將這座島嶼帶往更好的境地。有時，選舉就像場歌舞大秀，比聲光、比排場；有時，選舉又宛如一齣荒謬大戲，比離譜、比下限。
不過，無論過程多麼曲折，島上的人民還是在一場又一場的選舉中，展現了各個世代的追求。從日本時代的選舉，一直到解嚴後真正的民主選舉，這些長大後的勇敢公民，是如何利用越來越民主的選票，決定臺灣的方向呢？
看得見、投不起，「大人」限定的初次選舉
在1930年11月8日的《臺灣新民報》，舉辦了一場「臺灣州市議員模擬選舉投票」，報紙上刊登了選舉方法、選舉人及被選舉人資格、投票方法……等選舉相關事項，整體流程非常完備，甚至賦予女性參政權。該次模擬投票是11月至1931年1月間的活動，收到約 19 萬 1 千張選票，當選了四百多位模擬州、市議員，展現臺灣人民已做好準備，對自治充滿渴望。
接著讓我們將視線，聚焦在臺灣歷史上的第一批首投族。
1935 年 11 月 22 日，臺灣舉行了首次官方的民主選舉。第一次選舉的候選人為了宣傳，沿街插滿旗幟、挨家挨戶拜票、投遞文宣傳單、站上講台演說……。我們習以為常的選舉花招，都早已出現在九十年前的街頭。
第一次領票的選民們也不落人後，充分發揮手中選票所能彰顯的價值。1935年的地方自治選舉投票率，竟高達 95%！臺灣人積極地參與投票，而如此驚人的投票率，其中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多年來的倡議功不可沒。
自1930年成立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便承襲過去文化協會、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模式，一方面向日本當局爭取完全的地方自治，一方面在全臺各地進行選舉教育，甚至曾遠赴殖民地朝鮮，研究當地的地方自治制度。
聯盟成員楊肇嘉，多年後心滿意足地回憶道，候選人樂於出頭、選民投票秩序良好、選務選監各司其職，種種良好的選舉秩序「說明了『自治聯盟』五年來的心血都沒有白費」。
楊肇嘉還錄製了唱片《我的希望》，分送到各地宣傳。他的錄音內容，深刻表現出他對於臺灣的展望：
「臺灣的青年兄弟姊妹，咱臺灣將來欲較發達，亦是欲較退步，萬事都掛在咱大家的肩胛頭。若是青年諸君人人，有進步的精神，有相當的把握、有實行的勇氣，肯來大家努力打拚，臺灣的將來，就真有希望了。」
不過，如此驚人的高投票率，其實背後隱藏了臺灣總督府在選舉規定上的的重重限制。
首先，總督府並未施行普選，而是規定「年繳五圓以上特定稅額」、且「二十五歲以上獨立生計的男子」才擁有投票權。仔細一想，九十年前那個以農業大家庭為主的臺灣社會，有多少人能達到這個條件呢？
果不其然，這種飽含心機的制度，只讓不到兩成的臺灣男性擁有投票權。人數如此稀少，難怪能衝出 95% 的投票率。
除了限制投票權，總督府也未真正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只開放議員選舉，而沒有行政職選舉(市街庄長)，其中民選議員也只佔了議員總額的一半，另一半仍得由官選產生，和自治聯盟爭取的「完全自治」相去甚遠。
面對有限的成果，自治聯盟成員只能將之視為階段性收穫，但看在左派臺灣人眼裡，簡直啼笑皆非。早在聯盟成立時，左傾的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便批評自治聯盟這些資產階級「手段都是一些妥協、哀願、建議等的叩頭式」，沒辦法真正幫助到市井小民。
對照文協、農民組合的批評來看，臺灣的第一次選舉，果真是場小人物領不了票，只屬於上流「大人」的選舉。
不過，我們也不用這麼悲觀。
話說，當時臺北市一開完票，《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們，隨即登門拜訪第一高票、第四高票的當選人蔡式穀與陳逸松。當時，兩人被助選團、親友們團團簇擁，每個人的臉上都藏不住滿溢的歡喜之情。
「當選市議員之後，是不是就能做些什麼，改變臺灣人的處境呢？」、「我們離真正的自治，又更近了一步嗎？」……從這一張張笑臉裡頭，我們彷彿讀出了臺灣人對未來的無限想像。
1939年11月22日臺灣舉行了第二次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的選舉，但由於此時正處於戰爭期間，雖然議員名額增多，但有意參選者卻比上一次選舉還少。
期盼著新政權，卻迎來更險惡的世界
終戰後，臺灣人對新政權滿懷期待，想像日本時代未竟的自治之夢能被實踐。
戰後各地方參議會成立，逐級選出省參議員，而且選舉並無財產限制，也不限性別，男女都可以投票與參選，隨著1946年5月1日「臺灣省參議會」在臺北成立，象徵二十多年來臺灣議會請願夢想的實現。這引發參政熱潮，省參議員成為政治參與的焦點，隨後還有國民參政員選舉，代表臺灣人參與國政。
只可惜，議會的砲聲隆隆，卻無法阻遏貪官汙吏，等待臺灣人的，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鎮壓，事件過程中就算貴為民意代表仍是死傷慘重，臺灣人這才知道，民主選舉之外、中國政治還有另一套玩法。多數臺灣人參政意願降低，即便提起勇氣參選，還有《戒嚴令》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構成的扭曲法制，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下立法委員、國民大會等不進行改選，只開放省議員、市長層級以下的選舉。
因此，戰後好長一段時間，唯有省議會才是臺灣人有效的發聲管道。1950、60 年代，就有許世賢、吳三連、郭國基、郭雨新、李萬居、李源棧六位，合稱為「五龍一鳳」的非國民黨籍省議員，在議會中大膽質詢國民黨政府，成了臺灣政治混沌年代的六盞明燈。
然而，屈居於省議會，還不是「五龍一鳳」或其他黨外人士最大的煩惱。他們最擔心的，是國民黨數不完的選舉陰招。
故意唱廢票、行政團體公然幫助國民黨、開票所停電，再加上稀鬆平常的買票、作票、恐嚇……，這些如今像是都市傳說的事蹟，全是當時的選舉日常。
謹守節操的黨外省議員們，自然對國民黨的漚步（àu-pōo，常寫作「奧步」）怨聲載道。就連以雷震為首的國民黨自由派也看不下去，紛紛在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撰文痛斥差勁的選風，扮演黨內僅存的良心。
本省籍的省議員等地方政治人物，如上面提到的「五龍一鳳」李源棧等人，以及外省籍的國民黨自由派，都深刻體認到選舉、民主風氣須加以改變。這份共同的理念，形成一個跨越省籍、黨籍的議論空間；在一次次的討論中，他們得出一個明確的構想──組黨。
組建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就能夠制衡國民黨，形成均勢的兩黨民主，從而擁有公正的選舉。籌組「中國民主黨」的規劃，隨著兩組人馬自 1957 年以來密切的討論，愈漸成熟。
然而，計畫並未如預期般順利。國民黨對組黨的動向早已瞭若指掌，待到 1960 年，國民黨政府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抓捕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成員，重重打擊組黨運動。
隔年，地方選舉結果也不盡理想，組黨運動就此黯然落幕。
造勢、辦雜誌樣樣來：這次，輪到新一代大人們放手一搏
組黨運動受挫後，老黨外們也無法全身而退，紛紛受到嚴密的跟監。但是「組黨」的政治提案，卻深埋在他們心中，即便不能掛在嘴邊，他們也靜待時局演變，將經驗傳承給下一代人。
例如萬華的郭國基就向年輕的康寧祥，娓娓道來自己的日本時代組黨經驗，成了日後康寧祥競選演說的素材。郭雨新則在宜蘭，培植一批認同民主理念的人馬，其中包含今日我們熟悉的陳菊、游錫堃等人。
同時，臺灣政治環境也起了變化。國民黨政府體認到國際、兩岸、島內局勢的改變，於 1970 年代開放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中央層級的增額選舉。
黨外緩緩進行世代更新，又恰逢良好的政治契機。於是，投入政壇的黨外青年，開始為 1970 年代後的選舉做出重大改變。
1977 年，中壢市民為抗議桃園市長選舉不公，竟敢於走上街頭，用更為激烈的抗爭手段，此次的「中壢事件」表達了人民對合理、正當、正義選舉的渴望。原本的競選活動，只以一般的演講、傳單為主，皆為較軟性的政治訴求，自此，黨外運動者在選舉期間，開始更大膽地展開街頭運動，連選舉演說內容也開始挑戰國民黨的底線。
除了站上街頭競選，為了普及自己的理念，黨外人士也自行出版禁書，也就是「黨外雜誌」。不只可以鑽營在政府嚴格的審查與出版監控之間，還能夠以雜誌社為集會中心，規劃組織活動。
中壢事件兩年後的1979年，高雄《美麗島》雜誌社發起了更大規模的街頭行動。雜誌社成員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晚上，走上高雄街頭遊行。集結到了深夜，警方以暴力驅散示威者，並於不久後逮捕活動總指揮施明德以及雜誌社成員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等人。
美麗島事件讓大批黨外人士遭到逮捕、判刑入獄，民主運動的火苗貌似被撲滅殆盡。但實際上，高雄街頭點起的星火，正從監獄外向全島開始燎原。
獄外的家屬，乃至於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前仆後繼地投入選舉。例如入獄後慘遇血案的林義雄妻子方素敏，以「代夫出征」的悲憤口號競選立委，感動無數選民；陳水扁、謝長廷兩位辯護律師，也在臺北市議員選舉初戰告捷。
靠著家屬、辯護律師、黨外雜誌接棒，黨外勢力逐漸能夠在國會、各議事堂站穩腳跟，甚至取得執政地位，與國民黨正面對峙。此時，「組黨」這個主張，再度浮上檯面。就在不知戒嚴、動員戡亂等惡法何時解除的情況下，1986 年黨外人士決定團結起來，共同組黨──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解嚴後的百花齊放
民進黨成立後，便以最大反對黨身份活躍政壇。臺灣也陸續發生解嚴、終結動員戡亂時期，和國會全面改選等重大事件，朝民主化、自由化的目標邁進。
1996年3月，臺灣終於舉行第一次全民直選的總統大選。彭明敏以民進黨候選人身份競選總統，試圖要打破國民黨的長期統治。不過最後總統席位，由臺灣的「民主先生」李登輝拿下。
所有臺灣人等了一甲子，終於等到全面自由民主的選舉。
解嚴之後，臺灣各界百花齊放，社會氛圍愈來愈開放，選舉小物也從過去較單純的傳單、雜誌等紙本宣傳品，轉變為旗幟、錄音帶、CD，甚至是大家現在非常熟悉的面紙、水瓶等等。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選舉宣傳也更加與時俱進，有些候選人會與上自媒體平台宣傳，甚至建置網站將選民互動從線下拉至線上。
選舉，並不是只有黑箱與欺瞞，而是代表積極的公民意志展現。投票，並不是只是簡單的表達意見，而是承擔責任的開始。
從日本時代開始，這座島嶼經歷了大眾無法參與的地方自治選舉，又見證國民黨的黑箱手段。臺灣人不再隱忍，勇敢的人們選擇走上街頭、衝破監獄島的束縛，拿到這一張得來不易的選票。
自此，臺灣人不僅用選票支持心中理想的領導者，也用選票決定臺灣這座島嶼的未來，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堅定不移地邁進。
~廖品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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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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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新北：春山出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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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玉山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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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祥論述，陳政農撰稿，《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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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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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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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蘭，〈臺灣初回地方選舉：日本殖民政府的制度性操作〉，《台灣史研究》第22卷第3期，2015年9月，臺北，頁139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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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瑞鏘，〈1950、60 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文史臺灣學報》，第13期，2019年10月，臺北，頁 89 -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