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看過街邊停駐的外臺歌仔戲，臺下聚集著三五民眾；或是街邊貼著新上演的舞臺劇海報，上頭演員的神情活躍。你可能在車站看過廣告螢幕，播放著再次加演的戲曲演出片段，或是你被電影預告片吸引，決定要先睹為快。在我們生活中流轉著許多不同戲劇，它們帶著我們穿梭不同故事，有時哭、有時笑，而這些戲究竟是怎麼進入我們的生活的呢？
我們先將時間倒回一百年前，日治時期臺灣人到底忙著要看哪些好戲？
戲曲最強狂飯來襲，你就是我的本命番！
日治時期的京劇戲班多半是從中國邀請而來，一次巡迴三個月左右，並在各地新落成的戲館演出，位在大稻埕的淡水戲館便是當時的熱門舞臺。
民眾往往對於扮相好看、歌藝精湛的演員有深厚的愛慕之情。小則演出時叫聲好，大則散場在劇場外苦守，只為說上幾句話。賞金、贈詩，甚至包妾都是常見的表白手段，有時還會上演比臺上劇情還轟轟烈烈的苦戀情節。
1922年署名叫「孟公」的人，連續做了四首詩投稿到《臺南新報》上，送給當時來臺巡演的花旦崔金花。不僅在詩裡藏了她的名字（千金撿出好花枝），還動用了許多筆墨描繪她的美麗，最後只能哀嘆自己的過份多情：「年來我易患情多」。究竟崔金花有什麼魅力，讓人這樣神魂顛倒呢？根據紀錄，崔金花的外貌「姿容清秀，楚腰善舞」，在臺上時「媚眼流盼」，而且個性善於交際，時常出入臺南社交場所，曾經轟動一時。
「從前，有個叫做閻瑞生的大學生」
中國戲班在臺巡演多時，自然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持續吸引觀眾。他們經常直接將最熱門的新聞事件搬上舞臺，例如《槍斃閻瑞生》便是一例。
閻瑞生是名上海大學生，卻因為流連於風月場所欠下鉅額的債款。他起了歪念，決定要打劫來還債。閻瑞生夥同朋友二人，借了一部體面的轎車，謊稱出遊，約了當時的名妓王蓮英前往郊區。不料這趟旅程卻變了調，三人用繩子勒死了王蓮英，搶去珠寶首飾之後，將屍體棄置於麥田。閻瑞生被捕後遭判死刑，他的槍斃之日，現場上萬人圍觀。
事件發生四天後，《槍斃閻瑞生》一劇就在上海被搬演，不到半年，臺灣的觀眾也被這個刺激的故事給迷住了，甚至為了搶奪視線較好的座位大打出手。劇團也爭相競演《槍斃閻瑞生》，這個故事就成了流轉在不同劇團之間的熱門戲碼。
歌仔戲演這個真的可以嗎？看戲還能順便約會！
發源於宜蘭的歌仔戲，原本只是中國福建地區純粹唸唱的「歌仔」，傳到臺灣再結合車鼓戲、京劇等各劇種身段後，成為少數生成自日治時期臺灣本土的戲曲。1925年前後，歌仔戲已經成為全臺灣最流行的劇種。
當時臺上的女性角色都由男生反串，在體態與聲音的表現上傾向誇大處理，演員也常「做活戲」（即興演出）以博得觀眾的喝采。例如《三伯英臺》中有「獻出胸前二粒奶」、「小弟胸前有光景」這樣露骨的唱詞，加上男演員「軟骨一般」的走姿，服裝「大膽暴露線條」，加上「射眼含唇，欲笑先掩」的表情。觀眾被逗得很樂，但倡導新觀念的知識份子可就不那麼認為了。
知識分子對這樣的演出嚴加批評，「紊亂風紀、破壞家庭」、「讓青年男女入迷、墮落」是主要的罪狀，而「這項具有毒害、魔力的戲劇」還提供了男女社交的機會，散場後在回家路上，男女一面討論劇情還有演員的美醜，沿途談笑，這看來實在過分放蕩！
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的反對也逐漸轉化為實際的舉動，除了推廣正當的「新劇」之外，還抵制歌仔戲的演出，例如在1930年臺灣民眾黨修改綱領，便增列「反對演歌仔戲」一條。
《大甲地方遏止歌仔戲聯署陳情書》（暫管編號T2018.001.5437）
被呂赫若diss不斷的「新劇」
「新劇」是對話為主，且以「幕」為單位構成的現代戲劇，和戲曲最大的不同便在於演出時不需演唱。而知識分子期盼以新劇抵抗讓人沉溺的戲曲，並希望以此推廣新觀念。
在臺灣持續推動新劇第一人首推張維賢，1924年他成立星光演劇研究會後，數次演出中外經典或是自編劇本。他後來回憶，「每年都有公演，每演必定客滿。」但年輕的他自覺在藝術視野上還有所侷限，於是在1928年前往日本築地小劇場學習，並見識到劇場實際運作的方式。兩年後，回臺成立民烽演劇研究會。
雖然新劇的投入人數眾多，且各自都有理想，但大多數都是業餘從業人員，且在觀眾的接受度上不如戲曲來的熱絡，演出的水平往往參差不齊。小說家呂赫若曾數次在日記中寫下毒舌劇評：不只看「中途即出場」、還「一想到這就是一流劇團嗎？就覺得難為情」。他批評演員是「低能白癡的美人」，表演「帶有習氣」、「機械人演戲」，「整體沒有看頭」。
「好聽」的電影（但不要吃瓜子啦！）
日治時期臺灣戲院播映的電影相當多元，除了好萊塢電影之外，日本電影與上海電影都爭相出頭，而電影解說員「辯士」的魅力也是吸引觀眾的原因之一。辯士會在播放的同時一面解說劇情給觀眾聽，再加上現場的樂團配樂，默片使無聲電影也能有「杜比環繞音效」。
辯士作為觀眾理解電影的仲介，逐漸變成電影產業中的明星，各家戲院爭相重金禮聘。當時最有名的莫過於詹天馬（即二二八事件爆發地天馬茶房的店主），他因為擅長解說武打劇，能將無聲的場景講的有聲有色，而博得了「臺灣的德川夢生（日本知名辯士）」之美譽。
但就算進到了看似豪華的電影院，但時人多半也將過去在茶館、戲院看戲的習慣帶了進來，邊看電影邊喝茶、大嗑瓜子。大力推動新劇的作家張文環，便曾十分不滿地表示，這樣的電影院「常讓我感到羞恥……嗑瓜子的人可能很舒服，但對於需要靜肅的人來說，那是令人氣憤的雜音」。顯然劇種的轉變，也與時人生活習慣與摩登體驗息息相關，不同觀戲習慣間也經常相互影響。
同時，電影也跨足到戲曲舞臺上，當時的演出為了轉場，而在舞臺上放映從電影剪輯而來的「外景」片段（例如園林、河川或是海邊），讓觀眾更有真實感。但隨著有聲電影的發明，辯士逐漸失業，但有著說故事長才的他們也轉往街頭賣藝，透過一張張連環圖片的「紙芝居」繼續說著扣人心弦的故事。
～作者：郭家瑋（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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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平樂茶園劇目〉，《臺灣日日新報》1921.3.21，第7469號，四版。
-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北：自立晚報，1992。
-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2000。
- 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臺北：前衛，2002。
- 林鶴宜，《臺灣戲劇史（增修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6 隨筆集（一）》，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 邱坤良〈理念、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戲劇學刊》第13期（2011.1），頁7-34。
- 邱坤良，〈從星光到鐘聲：張維賢新劇生涯及其困境〉，《戲劇研究》第20期（2017.7），頁39-64。
- 石婉舜，〈一九四三年臺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石婉舜，〈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