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臺南興濟宮保生大帝神禡木刻版
※尺寸:長度-49.8cm / 寬度-4.7cm / 高度-103.2cm
※登錄號:2009.008.0096
※描述:一、藏品蒐藏歷程：
推測此木刻版最早可考的紀錄是1973年畫家席德進連同臺南畫家林智信及畫家劉文三去臺南興濟宮前往交涉拓印。席德進拓印後發表於《臺灣民間藝術》一書中。 
根據文物提供者蘇麗嬌女士的丈夫郭双富表示，該版後來為劉文三所購買，劉又將此版賣與臺南古物商，他們是從臺南古物商輾轉購得此版。 經與興濟宮確認後，此木刻版係原藏於該廟之木刻版。

二、藏品周邊歷史考證：
根據席德進訪問廟裡老先生表示，這個版每四十年一次做一次盛大廟會時才印一次，送給前來朝拜的善男信女。 
根據評估人考證，這種木刻版印出來的東西稱為神禡，神禡大致有兩種，這個木刻版的版畫應即屬於研究者簡有慶所稱：
寺廟因信徒之需求，將主祀神明以雕版單色印製於黃色或紅色紙上，於在神明遶境時、或於法會醮典結束後發放、或是至廟中索取等，此種紙禡被稱作「大符」，它們具有消災解厄、引福歸堂的功能，由於需要被安奉於廳堂作以鎮宅清淨之用，故我們又稱之為「鎮宅符」。而這些大符需要經過廟宇的爐烟燻染或經由道士、法師作法敕點過後，更具其驅邪效力。 

這也符合席德進訪問的內容描述，有必要也瞭解一下興濟宮的歷史及其歷來大規模建醮的歷史。

三、興濟宮歷史沿革及建醮
興濟宮主祀保生大帝，旁有大觀音亭，兩廟分屬佛道，卻同屬一個管理組織。
根據興濟宮的官方網頁資料如下： 
1 明永曆年間（1647~1683）創建大觀音亭與興濟宮（一稱為1678年）。 
2 清嘉慶二年（1797）董事盧元嘉、住持僧志誠發起捐銀重修興濟宮。 
3 清道光十七年（1837）總理阮日新及府城眾商家店號集資重修興濟宮。 
4 清同治十年（1871）董事吳得貴、黃怡育等發起重修興濟宮。 
5 日據昭和二年（1927）管理人葉豆記與諸董事倡議，集資重修大觀音亭及興濟宮。 
6 民國三十八年（1949）重修興濟宮的神龕與神像。 
7 民國六十二年（1973）重修官廳。 
8 民國九十四年（2005）與大觀音亭共同修護落成，舉行「奠謝土府入廟安座招祥吉福大典」，並舉行「文化節」。
地方志的記載則有康熙59年《臺灣縣誌》的卷九雜記志寺廟在鎮北坊條有：「大道公宮，一在觀音亭邊，偽時建」的記載。康熙35年的高拱乾的《重修臺灣府志》則提及觀音亭。
興濟宮最早創建於鄭氏時期，並於清代後陸續修建過，幾次重修留下幾個碑文。
關於興濟宮幾次大的建醮，筆者目前可考的有：
1929年 重修完成後的建醮 
1975年 重修官廳後的建醮  （臺南市北區公所網頁）
2007年10月 丁亥七朝祈安建醮 （號稱為360年來該廟最大規模的建醮）
以上頻率如1929-1975年間沒有建醮的話，則約為46年及33年一次，大致與廟裡老先生所稱相符，此外，席德進訪問時說該版似乎數十年未曾動用，而該廟下次的建醮為1975年，也可間接佐證或許1973年前數十年並無廟會。
如果廟裡老先生所稱無誤，則1929年前的數十年，亦即清末時，也可能舉辦過一次廟會，也許是1870年代重修完成後。

四、刻版年代考證：
（1）由文獻與技術史考證—
原提供者蘇麗嬌女士，認為是乾隆年間刻版，唯一證據係根據席德進先生於《臺灣民間藝術》的文章的誤讀，該書相關原文如下：
這幅木刻版畫中的保生大帝，在清朝乾隆年間就非常靈，凡是患病的小孩大人，只要到廟來拜神求，回去照著籤上的中藥處方配藥吃，病就會好的。 
根據這段話，是指保生大帝在乾隆年間就很靈驗（不知是指在臺灣或者是中國），並非指該版是在乾隆年間即刻成。
既然是誤讀，那麼這個版畫，是否有可能是乾隆年間的刻版，或者更晚近的刻版？則需要從清代臺灣的刻版技術引進來看。
臺灣最早可見流傳的木刻版出版品，是鄭氏在臺灣時期頒佈的大統曆，目前現存《大明永曆二十五年歲次辛亥大統曆》（1671年），現存於倫敦大英圖書館。 
清代以後的印刷方式，根據研究者說法分為幾種，漢字書籍由早期所謂中國內地印，轉變到中國內地刻版、台灣印刷的方式；漸漸地由官府所出版的方志類書籍，由中國大陸募集雕印工人來台，進而由民間出資募工來台雕印…… 
雕版印刷技術傳入台灣，有幾種模式與階段：
1.中國刻印：由任職台灣官員，遊歷台灣的文人，返回大陸時，攜回文稿，交中國刻工、印工印刷出版。
2.由中國刻版，在台灣印刷。
3.募工來台刻印：官府出版，民間獨資出版，均有從大陸募集刻工、印工來臺印刷出版的情況。
4.設立刻印坊，培育刻印工在臺自行刻印出版，不依賴大陸。如道光初年成立的臺灣松雲軒刻印坊以臺灣雕工的技術印製書籍。 

如果是從福建輸入臺灣的版印圖書，來源大致有福州、泉州、同安、漳州及廈門五處，這些都是與臺灣移民或貿易往來密切的地方，透過船隻輸臺當屬合理，出版品多數是直接傾銷臺灣，也有接受臺灣訂單，代客雕版、印刷及裝訂的。 當然也有上述2及3的狀況。
因此雕版印刷在臺灣，歷史悠久，可溯自鄭氏時期。如果光就發展史而言，這塊木雕版，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在中國刻版或中國刻工來臺刻版，留在該廟，另一種可能就是臺灣本土的刻版工在臺刻印。如果是第二種可能，以臺南而言，第一家可考的印書館是松雲軒成立於道光初年，則這個刻版或許不會早於道光年間，但如果是第一種可能就又有可能是在道光以前的年份生產。
（2）由材質考證年代的可能性：是否可由木板的材質進行考證，則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3）技法的考證：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認。
（4）根據藏品使用脈絡推測：
根據前述大約是四十年使用一次，以1973年前，應該可合理推測曾於1929年使用過一次，如果清代末期又使用過一次，可能是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左右使用過一次，如果以使用兩次來說，則可能是1870-1929年間的刻版，如果1870年代又上溯30-40年則為1830-1840年代，則為道光年間，如果是臺灣刻版，則可能是屬於這個時期。
如果較為保守的推測，此木刻版有可能是1870-1929年間，亦即清末到日本時代初中期所使用的物品。如果採取較為大膽的推測，其製作或使用時間可上溯至道光年間或者更早的年代也未可知。

五、藏品本身構圖：
此木刻版的構圖是很普遍的保生大帝神禡構圖，通常是保生大帝在構圖上方，左右有文武兩協持（可能為江仙官、黃仙官），下有三十四官將，合計三十六官將，三十六官將有說法原是玄天上帝的官將，因為向保生大帝借劍未還，故改由保生大帝統領，接受命令捉拿危害人類的病魔妖怪。
三十六官將有幾種說法，以下是良皇宮的三十六官將：
紀仙姑（騎鶴）、連聖者（騎豹）、五龍官（騎馬）、鎖大將（騎麒麟）、金舍人（騎獅）、倒海大將（騎虎、海水做傾斜狀）、李仙姑（騎鶴）、馬龍官（騎馬）、劉聖者（騎獅）、枷大將（騎馬）、康舍人（騎馬）、移山大將（騎馬托山）、趙元帥（騎虎）、殷元帥（騎馬，有四手，二手舉日月、二手執弓矢）、岳元帥（騎象）、王孫元帥（騎鹿）、辛元帥（騎獅）、必大將（騎龍）、康元帥（騎馬）、溫元帥（騎獅）、咒水真人（騎馬、有三眼）、鄧元帥（騎牛、人面鳥嘴）、李元帥（騎麒麟）、高元帥（騎馬、舉人體）、勸仙姑（騎鶴）、張聖者（騎麒麟，手握蛇）、拿大將（騎牛，攜逮補牌）、江仙官（騎馬）、虎加羅（騎獅）、食鬼大將（騎麒麟，捉鬼吞吃狀）、何仙姑（騎鶴）、蕭聖者（騎豹，頭部纏蛇）、捉大將（騎馬）、紅化官（騎馬）、馬加羅（騎麒麟）、吞精大將（騎虎，做吃妖怪狀）。 
這個刻版建築的中間及橫欄，都是空白，推測為印好後，再有該廟及主神的印章或書法再行填寫。有可能是本刻版非專為興濟宮製作，有可能是任何保生大帝廟都可以使用的刻版。
另，殷登國在《歲節的故事》一書中，曾引用中國學者馬書田著作《華夏諸神-俗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有一幅保生大帝的圖，上面寫明為清，從馬書田其他著作引用相同的圖可推知， 這幅圖應該即是馬書田轉引自席德進的書。 
六、藏品相關美術價值評論：

根據版畫研究者潘元石對於本刻版畫的描述為：
神禡之大型者，以臺南興濟宮保生大帝神符最為知名，……姿態生動，全圖結構嚴謹，為臺版神禡中之傑作。 
席德進稱：
各種姿態生動極了。用單純的線，熟練的刀法，結構謹嚴，想像力豐富，可說無懈可擊。 
七、小結
就文獻考證而言，可合理推測應該至少是1870-1929年間此木刻板即已存在。就美術價值而言，相關評論者皆認為為神禡中的傑作，其美術價值應較無疑問。

